医疗体制改革自哪一年起,目前找不到明晰界定。我隐约想起:1965年毛主席提出“6·26”指示:医务人员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去,到山区去。这应该体现了当时老人家对改变医疗服务现状的不满。我清晰地记得:自从1994年初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彭沛云国务委员深入基层总结“两江经验”(镇江、九江),到今天新医改接力棒交给李克强副总理,前后历经四届政府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成绩和进展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但是,数年时间在众说纷纭中还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医改方案,这不免让人感到心情沉重! 医改为什么这么难?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
1.医改牵动千家万户和社会各界,矛盾错综复杂,医改天生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诸多矛盾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2.不管是前届政府的8部委还是本届政府的16部委,部门对医改分歧较大,影响了决策。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抛开部门利益,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顶在头上,医改才会顺利二、医改的当务之急
1.部门利益是改革的大敌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党和政府极力制止和纠正的错误倾向,尽管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往往由政府主管部门起草,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还是存在的。就医改方案而言,十几个部门讨论一年多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完全统一,拖延了改革进程。这中间,部门利益就是绊脚石之一。
关于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资金交给谁?此前的六十多年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医改之前,政府投入交给卫生部们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基本医疗的投入,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一包到底,政府拨款给卫生部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批评的计划经济的落后体制。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顺应社情民意,我们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政府购买服务”“补需方”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的新体制。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投入机制的政策,一直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对,他们总认为只有自己最懂,只有自己最胜任,国家的钱交给自己最放心。他们不希望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机制,来约束和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降低。而与此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从群众利益出发,有制约比没有制约好!有竞争比相对垄断好!补贴需方(参保人即社保执行机构)比补贴供方(医院)好!难道当事人真的不明白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吗?不是的!是既得利益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把人、财、物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没有人能对医院服务说不,这就是利益的根源!可以略举几例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基本药物中廉价药的供应,要由国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配送、强制使用”。事实很清楚,廉价药的缺失绝对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定价不合理所致!全国药品生产能力二分之一闲置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定价,任何一种廉价药都不会缺失!提出定点生产是不合逻辑的思维,是头痛医脚的做法。那么捞起这样一个题目,实行新的“统购统销”,人为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这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对新药和专利药品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
来源:价值中国 作者:于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