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的直接燃烧条件下很难解决温室气体的减排。”他还说，“从战略高度、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认真考虑我国CO2如何分阶段减排的有关战略技术和政策问题，否则的话，在今后几十年我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么，这一尖锐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将如何解决？

　　三、“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系统”是否是解决能源短缺(包括电力和车用燃料)的最佳模式

　　对于上述问题，倪院士的回答是：“煤的现代化利用”，即寄希望于建立“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系统”，一举而解决“化工原料，液体燃料(指合成油、甲醇二甲醚)和电力”三方面的需求。但倪院士所提方案中有不少难以在短期解决的技术难题，如“大容量高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据所知，目前实验室试制尚未过关，尤难解决的是寿命问题。)“温室气体的捕捉和埋存”，(只有某些初步试验，其重大困难是，除了要大幅度降低捕捉成本外，更重要的是数量如此庞大，而且其体积和重量均比煤多出很多倍的CO2气体，将埋存何处，又如何能保证其不泄漏，包括在有地震的条件下仍不泄漏。)前者涉及能否“使发电效率提高到60%%—65%%”；后者就直接涉及“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要承担‘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可能是大幅度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倪院士还开列了一系列难题，并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下大功夫研究的问题，花费整个一代人的精力也不为过”。但是，这些难题，在技术上能顺利解决吗？在经济上能合算吗？即使技术上经济上都得以解决，那些容易开采的、可采的煤是不是也快开完了！

　　更为重要的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来说，其最主要的利用方向是化工原料，而不是将它们烧掉。能源利用是可替代的，化工原料却是不可替代的。

　　四、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出路，是从现在起就要用替代能源(其中首先是可再生能源)逐步调整“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

　　其实，胡锦涛总书记已经为中国能源之路指出了方向。2005年11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致辞说：“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是，中国将在什么时间才走上这一“必由之路”？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走向这一“必由之路”，还是要拖到“2050年或更晚一些时间”？

　　倪维斗院士也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问题，但对其未来发展能力的估计似乎不足。

　　倪院士认为：“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在2020年以前很难在总能源平衡中占有一定分量的比例，这个情况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在国情上有很大区别。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总能耗已经不再增长(或增长很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逐步替代目前在用的化石能源。而我国却处于总能耗急剧增长之中，单是发电设备(其中主要是燃烧的发电)，每年增长的装机容量是60—80GW，超过三个长江三峡。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