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认为对过剩这个概念的定义需要很谨慎，不能只看现在的需求和产量之间的缺口，更应该动态地看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原油价格过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电力是石油的一个替代品，当油价在每桶70美元或者更高时，对电力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电力是否过剩，或者说过剩多少恐怕都要重新衡量。

　　主持人：刚刚提到内蒙古新丰电厂的违规案例，那么为什么在电力过剩的强预期下，在全国进行宏观调控抑制整体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电力投资热情仍然不减？

　　林伯强：电力过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因为电力行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经营特点是以大为先；对地方政府来说，电力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GDP、地方税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银行来说，以往电力项目贷款的效益较好，而且偿还资金比较及时，所以政府、企业和银行都有电力投资的冲动。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三者加一起也未必能引起大过剩，因为国家不会允许这么疯狂的电力投资，但在电力短缺时，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借口，国家也很为难。所以说，短缺为电力投资冲动和电力过剩提供了环境。

　　另一方面，因为电力企业和银行基本都是国有的，所以即使电力过剩时电力行业的效益下降，银行也不怕。因为电价由国家决定，到时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电价来减轻电力企业的亏损，所以电力企业也不怕。

　　赵建平：另外，内蒙古的这些违规项目大部分是前几年违规大潮期间开工的，可能没有按规定停止整顿。内蒙古事件只是全国违规事件中的一个缩影，违规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是由于违规效益往往大于违规成本。过去几年中，几大发电公司在扩大规模的竞争中，违规多的公司明显占了上风。也有一种说法，没有前几年的电厂建设违规，电力短缺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主持人：内蒙古这类内陆省区，因资源丰富，人力成本和运费较低，发展电力行业可能是促进其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式，那么如何解决中央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

　　林伯强：地方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要考虑到整体情况。比如建电站是内蒙古的优势，但是也得把电卖出去才能实现这种优势，否则就是浪费。中国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电力市场，还不是谁的电价便宜谁就有竞争优势。每个省都会倾向于先考虑自己的电厂，如果不够再到省外购电。而且在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国家也不会让一部企业因卖不出去电而倒闭。比如1998年电力过剩时，国家就是把发电额分摊给各发电企业，不会因为你发电成本低、价格便宜就多分你一些。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的这种发展思路存在问题。

　　沈明高：我觉得现在这个矛盾比原来还要大，为什么呢？原来的投资过热都是以沿海地区为主，但是今年的投资过热是以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主。今年上半年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为26.9%，中部地区约42.1%，西部地区约34.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区域发展政策有关。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是必要，但是我觉得仍然要考虑效率问题。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来讲，中部和西部要大发展，最可能的就是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这显然与效率是矛盾的。例如，平均而言，中、西部每万元GDP的能耗要比东部地区高得多。今年上半年全国能耗不降反升0.8%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大幅增加，而它们的能耗标准很高。

　　中部和西部的很多大项目都有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这些项目虽然对当地的GDP和财税贡献较大，但对老百姓的好处有限。真正要解决东、中、西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应该鼓励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鼓励城市化和经济的适度集中化。在目前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居民收入不平衡脱节的情况下，应该更加注重后者而非前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