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管理层对节能减排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决策和部署，而且正式将节能减排列入对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实际上，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是落实“十一五”规划规定的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双降”目标的需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也是抑制当前国民经济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的一剂良药。

　　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正沿着新一轮景气循环当中的上轨高速运行，随时面临着过热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今年全年的CPI增幅预计在4.5%～4.6%，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11.5%左右，均大大超出了中央去年年底定下的CPI增幅控制在3%左右、经济增长目标8%的目标。这也是不久前中央决定当前和明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主要背景。

　　造成这次经济过快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依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高不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据统计，今年1～10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1～9月上涨0.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将近30%。这就表明，在这波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热情丝毫不减，继续高歌猛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在预算软约束以及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不少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开工建设依然我行我素。统计显示，今年1～10月，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8830亿元，同比增长13.8%；而地方项目投资80123亿元,增长28.6%。地方项目投资增长比中央项目投资增长要快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反映未来投资增长势头的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持续反弹。其结果，一批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尚未清理整顿，新一批项目却又在紧锣密鼓地大干快上。这无疑是当前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的重要根源。因此，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继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如果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加大今后节能减排工作的阻力,而且将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打折扣。

　　在这种形势下，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对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增长偏快发挥效应：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能够扭转投资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向低污染低消耗行业转移。

　　具体来说，首先是实行节能减排责任制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规范其投资行为。传统政绩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唯GDP论”。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迅速上马高污染高消耗项目是短期内增加GDP最有效的“捷径”。这种政绩观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科学地认识到GDP作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此也导致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去年则已经到了10%。另据环境专家估算，国内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如果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次中央把节能减排任务作为政府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无疑是对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发展观念和投资观念上的一次“头脑风暴”。

　　其次是推行节能减排能够有效地改善投资结构，减轻资源的消耗和需求压力。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型”经济的过快增长，而以绿色环保产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轻型”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近几年，我国的重化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大发展，但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这些产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因此，此次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了加快推进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过快增长。比如今年电力行业通过“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钢铁行业上半年关停落后的炼铁产能1140万吨，炼钢产能870万吨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以形成节能减排工作的良性循环。

　　最后，通过节能减排的财政金融措施，能够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投资扩张。比如从今年7月开始，国内的金融系统开始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而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国家环保总局递交给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

　　由此可见，推行节能减排工作确实对抑制当前的经济过热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然，要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工作在保护环境和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一箭双雕”的功效，尚需在落实责任制和完善配套措施上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使节能减排工作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来源：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