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而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可以发挥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过去20年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波动幅度均出现了收窄的趋势。与1960年-1983年这一时期相比,1984年至今OECD(经合组织)国家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标准差(5年20个季度的平均波动)分别下降了70%和49%。现在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已经接近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近来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的产出波动幅度普遍比前几个十年低。新兴市场也开始出现经济波动幅度下降的态势,但这一趋势最近才出现。
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改进是通货膨胀或价格波动幅度降低的主要原因。统计显示,通胀的平均值和方差是相互关联的。像德国,由于上世纪70年代积极追求低通胀率,其通胀波动幅度在早期也减小了。在美国,沃尔克-格林斯潘的低通胀承诺与上世纪80年代通胀和通胀波动幅度的双降是一致的。对不同央行的政策偏离最优货币政策的分析发现,上世纪70年代高通胀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水平都有了提高。
产出波动幅度的下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有效的货币政策;2.结构调整;3.“好运”:过去20年没有出现大的、全球性的供给冲击。不过,对产出波动幅度下降的原因特别是其可持续性还存有争论,比如全球石油供应的骤减或者保护主义的抬头。
笔者预期世界经济“减震”的态势将可能持续下去。宏观经济波幅下降的耐久性已经有目共睹,即使过去20年中出现了无数次大范围的冲击均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全球产出波动。这些冲击包括两次海湾战争、多次恐怖袭击、流行病爆发、通缩恐慌、金融市场危机和主要金融中介的破产(如安然),甚至还包括被认为可能触发经济严重衰退的资产价格泡沫。另外,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点出现从高波动向低波动的转折,这说明未发生大规模冲击应该不是经济低波动的主要成因。
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可能在很多国家都对各自经济产出的防震性起了重要作用,但起作用的机制有所不同。货币政策通过降低通胀波动率,降低了不确定性并且强化了价格机制的信号作用,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最近一项对24个国家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调整降低了其中21个国家的通胀和产出波动幅度。此外,政策可信度的提高使得基准的通胀期望值下降,从而减少了处理供给冲击时政策需要调整的幅度。
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度变迁与20世纪80年代产出波动幅度的突然下降是一致的,即通胀和通胀预期波动幅度的下降先于产出波动幅度的缩小。日本上世纪90年代产出波动的大幅反弹大概也与货币政策的失误和失信有关,通缩恐慌、现金流问题加剧和金融中介失效都加大了私人支出的波动幅度。
此外,有两种有望持续的结构调整被认为是产出低波幅的可能驱动因素:一是库存管理水平的改进;二是金融创新和开放。
有几方面的因素表明,库存控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产出波动。首先,在美国,波幅下降主要集中在产品部门,而且恰好出现于库存-销售比开始下降的时候。其次,耐用品的产量波幅的下降远甚于销售波幅。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库存就呈现与销售额负相关的态势,显示出稳定器的效果。第四,这些调整与美国实时库存管理的出现以及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相一致,后者既在生产过程和上游也在下游产业应用,改善了生产和送货流程。最后,美国年度产出波幅降低的很大一部分与存货投资有关。
过去几十年中,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得私人部门使用信贷的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和消费的平滑支出成为可能。美国是通过金融创新减震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在美国,消费者信贷的覆盖范围和深度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监管放松大幅度地减少了周期性的贷款配给制度,并导致了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利率相关的脱媒。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70%)和居民投资(占GDP的5%)的波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显著降低,到现在只有上世纪60年代时一半的水平。
一项美联储的研究表明,1984年之后,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和住房对利率的敏感性都有降低,这与上世纪80年代初取消Q条例(即利率管制政策)也是一致的。此外,国家间的比较研究也表明,产出波动与金融体系的发展(用信贷-经济活动量之比度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与此同时,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保持了经济良好发展的态势,过去20年来出现在OECD国家的经济“减震”已经扩展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少有国家表现出不能应对重大经济危机的迹象。在过去几年中,一些重要的变化增强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弹性。这些变化与三方面的趋势有关:改善的经济政策、全球化、新兴国家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改善。
首先,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透明度都得到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也源自其对达到货币政策目标方法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央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反过来也提升了对于央行独立性和低通胀政策的政治支持。
其次,金融创新是新兴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意味着贷款限额不如五年前或者十年前那么具有约束性,这有利于防止信贷膨胀和萎缩的恶性循环。
第三,低通胀率、快速的真实GDP增长、改善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得很多新兴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质量和抗风险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趋势意味着,只有未来的政策性错误或者受外部冲击更大或持续时间更长,才能造成与上次经济危机类似的后果。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