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正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环境，以及促使境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不是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为某些企业保驾护航。

　　石油行业确实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勘探上花费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最终滴油不见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不过，技术与资金密集只能说明行业进入的自然门槛高，石油行业的特殊性并不能保证石油产品价格只升不降。近来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只不过重演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油价下降的旧戏码，说明石油市场仍然会随着供需的起伏、对冲基金与购买者的预期发生波动。

　　每一家石油公司都会面临进行技术研发、提高炼油能力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以此为筹码拒绝随行就市进行价格调整。事实恰恰相反，当国际石油巨头的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不仅要付出巨额资源税、暴利税，更要面临议院的严厉质询。

　　查道炯先生曾表示，“我在日本参与的国际能源合作课题研究，较少从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开始，而是从基础数据、技术层面、行业细节着手”，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比较重视理论的批判和建构。此次，我们希望查教授也能拿出基础数据、技术层面、行业细节，证明油价下调绝不可行。

　　事实上，在市场难以对企业进行监管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企业将利润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而不是用于增加员工的福利开支？至于以油价上涨节能降耗，提高规避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属一厢情愿。油企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总是希望消费者多多益善，这样才可能按照供需关系的经典理论理直气壮地抬高油价，因此，中下游企业的节能不关石油企业的痛痒；为了石油企业自身的节能降耗更说不通，当一个行业其利润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节能激励，正相反，利润越多外在环境越宽松，企业越是缺乏以节能降低成本的忧患意识。

　　目前我国面临的情况是，尽管外在环境对于油价争议颇大，但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不管油价多高，石油的刚性消费难以下降，这就使得石油企业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石油行业亟须市场化之时，认为消费者必须经受住油价与国际市场一步接轨的阵痛；而国际油价惨跌之时，又有学者从国家能源安全与技术革新的角度，提出中国油价应溢出市场轨道之外，自行其是。

　　应该承认，中国油企在国际合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知道，中国的石油企业或者大而言之中国的能源企业，只有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上获得一席之地，中国的经济安全才更有保障，不能目光太浅短。　 叶檀(上海媒体从业者)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