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在于，报告明确指出，“2006年先后对三批药品实施调价，药品价格总体持续下降，医药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是导致2006年医药行业效益增幅下滑的原因之一。

　　这种结论立刻让人想到，在3月7日下午“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表示，马凯说：要真正解决药品价格过高、过乱的问题，只就价格论价格不行。价格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反映，如果不解决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不解决药品生产、流通中的问题……不解决新药审核注册制度等问题，这一系列体制问题不解决，就价格论价格，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得到的实惠有限，所以要靠综合改革。

　　这是迄今为止，在医药价格改革问题上，官方所作出的最耐人寻味的表态，自然，它免不了让人条件反射般地揣测，凭借行政指令强行让药品降价这种做法，今后是否会有所改变？

　　今年2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出了第22次药品降价令。仅从马凯所提供的数字看，大体上有1600多种药品先后降价，有的是几次降价。从降价总金额来说，22次降价也达到了500亿元之多，力度不可谓不大。都说世事难料，可在药品降价这个世事上，却实在并不难料。每次降价令发出之后，许多名列降价之列的药品，不是从药店消失，就是改头换面，反而以更高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越高越降，越降越高，猫不可谓不卖力，老鼠却也总能找到躲避的缝隙，这实在是中国药品价格管理上的奇观。

　　而在一轮又一轮的降价与反降价的大战中，一方面，普通公众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另一方面，药品生产企业也遭到沉重打击。就在第22次药品降价方案公布的第二天，100多家医药企业在京开会，准备上书国务院，提交《关于改革“以药养医”机制的建议》，主要内容为：单纯的以行政命令让药品降价，不仅无法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还会把许多企业逼上绝路；而“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性顽疾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医药企业的观察，马凯主任的观点，以及发改委的研究报告，可谓异曲同工。他们终于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不进行系统的体制性变革，而是仅仅迷信于行政性的强制，哪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终究不过是哪儿痛医哪儿的权宜之计。

　　自然，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让部分人群受益，但其弊端却也显而易见。其最大的受益方，并不是急需救济的人群，而是这种权宜之计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在铁路春运，以及目前正被作为新政推出的单位自建房的政策设计上，都可以找到明显的佐证。

　　就此，发改委的研究报告、马凯主任的“就价格论价格，问题解决不了”，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清醒。当然，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并不意味着现行的权宜之计就会立刻改弦更张。相反，在目前各方矛盾存在激化危险的情势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作为救火的应急之策，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那些明显存在悖论的措施，我们表示理解。毕竟，远水难解近渴，正确的理论，最终要服从于现实的政治。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