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其冲击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已经得到充分显现。在一片悲观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次贷危机日益恶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防守和抵御风险方面，金融创新等方面的进展也在事实上明显放慢。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轮次贷危机所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金融版图、金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经济体的重新洗牌。

　　危机产生的根源

　　应当说，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体现，而金融市场在急剧扩张后形成的脆弱性、错误的货币政策、缺乏约束的美元主导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滞后于金融创新步伐的监管缺陷则是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1、危机为失衡的全球化寻求再平衡

　　在过去10-20年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快速一体化，各国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全世界进行产业链的重构和资源配置，使得生产率大为提高，推动了各国共同进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发达国家以其资金、技术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优势，将产品的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90年代初中国、印度、越南、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开放，全球大概有30亿左右的劳动力投入到全球市场，带来了很多的新生劳动力和廉价商品。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国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以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IT红利、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等，推动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资源和对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带动了全球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分享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增长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和较低的物价。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制造了大量优质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维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低物价，并积累了相当数额的外汇资金。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决策中，依然根据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的货币政策框架，习惯性地把这种低物价归结为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结为高明的宏观政策，而没有能够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握全球物价的走势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

　　于是，没有为全球化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为中国等迅速发展的经济做好准备的欧美央行，在实际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的低物价条件下，放胆大规模扩充流动性，种下了次贷危机得以酝酿的货币环境的根源。在20国首脑峰会的公告中，这一决策的错误被含蓄表述为“宏观政策框架缺乏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特定的出口依赖性的经济结构，只能将这些外汇资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回流到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为其高负债提供融资，并维持了其长期保持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将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会被打破，形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样看来，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这种过程本来可以不必表现得如此惨烈，特别是如果美国意识到此前高速增长的低物价并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美国的通胀并没有象部分美国学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在新的条件下“消失”了，那么，美国完全可以适当的扩大出口和抑制进口、以美国经济内部更为主动的结构调整来逐步化解这个失衡。很可惜，这一次全球化走在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前面。

　　虽然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表述为全球经济从此前的显著失衡转向再平衡的过程，那么，再平衡点究竟在何处？显然，这种再平衡不可能重新回到每个国家自求贸易平衡的所谓传统的平衡年代，而是促使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金融决策重新寻找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国际环境的运作方式。

　　2、危机是对过大规模的金融部门的再调整

　　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全球金融部门的盈利几乎占到各国企业盈利的30%以上，美国金融部门的盈利甚至更占到整个美国企业盈利的40%以上，这是一个日益脱离现实的金融服务需求、开始越来越转向“自我创造金融服务需求”的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发展阶段。这种在高杠杆比率推动下的金融部门过分扩张，在贪婪的华尔街推动下，一直找不到自我约束的边界，只能以危机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分析说，这种自我服务的金融活动，实际上类似于消费者拿出资金让华尔街去赌博，赚钱了分给华尔街一大笔，亏钱了由消费者买单。他认为这样的金融运作机制，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这种对金融部门过分高杠杆扩张的危机式调整，使得中国的金融界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金融体系深深立足于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各国央行实施全球化时代的金融政策，但是，从次贷危机的演进看，可以说全球央行没有为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做好货币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在面临高增长、低物价的时候，各国央行把低物价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低物价背后的原因。当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为避免经济陷入危机，美联储没有采取在理论上应该采取的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用一个泡沫来替代另一个泡沫。

　　在低利率推动的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1999年，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大致来看，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广义货币占9%，金融债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BIS)。金融市场风险随之增大，次贷危机，或者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是迟早的事情，其后的重要推动力，在于促使过分膨胀的金融部门重新缩减到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规模。

　　3、监管理念滞后于金融机构商业模式

　　从商业运作模式看，传统银行的模式是“发放并持有”，银行发放一笔贷款，一直持有它并且收息，这在中国仍然是一种主导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下，金融机构会主动进行风险管理。但是在过去30年中，发达国家银行的业务模式逐步转变为“发放并销售，发放并分散”，即银行把这笔贷款发放之后，再把它进行证券化并销售出去，得以转移和分散风险。在这种商业模式下，银行的目标是把贷款尽快销售出去，没有义务为贷款的风险负责，因此就会放弃主动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一体化，形成了一个与现存银行体系并存的影子银行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庞大，而且没有公开的、可以披露的信息。这些机构金融资产的估算是全球GDP的4倍还要多，而且这些影子银行市场是一对一进行交易，主要是OTC市场，而且这其产品结构的设计非常复杂。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下，这些金融衍生品被各国监管机构视为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约束等监管手段难以对跨国的衍生品交易进行监管，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地带，进一步助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步伐。

　　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重大转变需要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做出重大调整，但是实际上各国的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依然采取原来的监管思路，这就导致了对金融市场风险的严重低估。在多重因素的助推下，失去监管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致使市场风险一步步增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被信用交易放大的杠杆效应就会迅速扩散，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4、跨国金融监管的政策失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越来越全球化，而且在单一的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使得当地的金融监管机构很难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管。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如果一个市场上的监管者对其进行严格监管，这些市场影响力巨大的机构可能就会把这个市场的分支机构撤了，转移到其他的市场。金融机构业务全球化，但是监管者没有全球化，出现了事实上的监管空白和政策失灵。

　　一个巨大的、脱离于传统监管视野之外的影子银行市场的崛起，也放大了跨国金融监管失灵的严重程度。

来源: 观点地产